从郁达夫小说奖、春风悦读榜到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这个世界读书日前后，杭州迎来了众多文化活动。与此同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过完了40岁生日。

4月22日，古籍研究所在紫金港校区举行了建所40周年庆典。除了古籍所师生，众多校友、古籍相关的学者专家从全国各地赶来，祝贺这次生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卢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友刘跃进致欢迎辞。

1983年4月18日，晴天。杭大新村的专家楼一间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姜亮夫先生81岁了，他穿了件浅色中式外套，把前进帽脱下来放桌上。他是新成立的古籍所的所长。


(相关资料图)

40年前，时代大背景是高考恢复，亟需为古籍整理事业培养青年人才，教育部批准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大、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等一批高校建立古籍研究所。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浙大古籍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

1、

姜亮夫生于1902年，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毕业后到上海工作，跟随章太炎学习。1953年任杭州大学教授。他是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文献学专家，也是教育家。

他师出名门，学问贯通而博大。比如敦煌学，当年敦煌文献出世，王国维是最早关注到其价值的。与在西北研究敦煌绘画艺术的常书鸿等人不同，比他大两岁的姜亮夫从语言文学的角度，解析敦煌的文化基因，还原隋唐五代的历史记忆。

作为他的再传弟子，今天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是中国乃至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代表。今天的技术、国力给敦煌学带来不一样的视野，张涌泉近年来致力于敦煌文献的缀合，把破碎的敦煌文献拼回去并解读、校释。

现任古籍所所长王云路，是姜亮夫晚年的博士生。王云路传承的则是语言学、文字学的学问。

40年过去，从20多岁到60多岁，王云路感慨万千。对一个人来说，40年就是半生，但对古籍所这些人来说，他们守望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与古籍为伴，坐冷板凳，他们不喜欢热闹喧哗，他们追求的是可传世的学术成果。

副所长徐规，开创的是古籍所历史学研究的一脉。

徐规生于1920年，1039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校长竺可桢选派赴英国留学，因故未能成行。于是升入浙大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导师是历史学家陈乐素，陈垣先生的长子。

徐规提携和培养的后学中，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曾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同属这一学脉的包伟民、曹家齐等学者，是当代宋史研究的名家。20世纪“史学二陈”（陈垣与陈寅恪）的学术传统，在古籍研究所这里有了一种交汇。

细细展开，可以看见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脉不断传承的肌理。

古籍所还有副所长平慧善，教师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雪克、张金泉等。此外，古籍所还从中文系请蒋礼鸿、郭在贻来“兼职”，组成了第一批导师团。（郭在贻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是姜亮夫早年的学生。）老师不多，但是个个是“大牛”。除了姜亮夫、徐规，再比如沈文倬，他的学问方向是“礼学”。《易》《书》《诗》《礼》《春秋》，礼学是“经学”的一种。沈文倬先生的老师比较特殊，是金松岑（《孽海花》作者）、曹元弼等清末学者。

曹元弼是晚清翰林院编修，青年时师从黄以周，与唐文治等人交好；赴京科考时，他与孙诒让讨论礼；撰写的《礼经校释》收到李慈铭的高度评价。后来李慈铭总督两湖，办两湖书院，请曹元弼主讲。

作为曹元弼的关门弟子，沈文倬受到晚清经学的哺育。沈文倬被称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他解决了礼学和经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也确立了古籍所在三礼经学领域的引领地位。

2、

一册64开的小记事本，记录了姜亮夫写下的详细规划，内容涉及人事编制、课程设置、研究方法、授课教师名单、图书资料、招生办法、经费预算等各个方面。

姜亮夫先生制定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专业课和专题报告部分）

姜亮夫先生制定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专业课和专题报告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姜亮夫，给新生设计了专业课程和专题报告相结合的模式。除了古籍所的教师，他还利用自己的“朋友圈”，从北京、上海、中国美院邀请专家来讲学。

他所邀请的人，有些是高校里的学者，比如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徐悲鸿的学生）来讲古代艺术。有些并不来自高校，但有“绝学”在身，比如上海文史馆的学者钱剑夫，是许地山的学生，学兼经济、文史，他来讲古代经济制度；从北京市文物局退休的魏隐儒，是古籍版本鉴定的高手、版本目录学家，曾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分主编。

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左），与徐规副所长在一起。

尤其是青年学者章祖安，从美院请来讲《周易》专题。讲课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让姜亮夫给他写信。章祖安也是杭州大学毕业生，曾是姜亮夫的学生，比郭在贻早几年。老师姜亮夫的那封信，章祖安保存了几十年，承载了两代学者的师生之谊、治学之风，也展现着薪火相传的文脉。

后来，章祖安把这封信交给了傅杰——当时《周易》专题课上听讲的学生之一。

这些故事，张涌泉、王云路、傅杰等学者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回忆，为我们勾勒了当时古籍研究所的学习氛围。钱江晚报在“文脉赓续”第二期《志在书中：豪华教师团，聊天式授课，“冷门绝学”的治学之道》中曾提到。

除了研究所的教育，受教育部委托，古籍所还开办过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和“元明清文学讲习班”，为中国古籍事业培养人才。

崔富章先生1964年考入杭州大学研究生，是姜亮夫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图书馆工作，历任副研究馆员、副馆长，曾赴京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

1986年，姜亮夫邀请他到古籍研究所工作。崔富章又会想起20年前考上研究生第一次去姜亮夫家的场景。“师母领我走进他的卧室兼工作室，从桌子到椅子到地板都叠放着书。”

在毕业后的时间里，姜亮夫有时候会陪夫人去西湖，走到孤山，就去浙江图书馆看望一下学生崔富章。“先生对于培养后人的迫切之心、对于教学的倾尽全力，真是几十年如一日。”

姜亮夫、沈文倬等前辈都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不论之后的研究方向是什么，都要文史哲汇通，才能培养出青出于蓝的学者。对学术的热忱，对培养学术传人的急迫，透过崔富章、王云路之口，今天依然能感受到。

从姜亮夫、徐规、沈文倬、蒋礼鸿一代人，到崔富章、龚延明、郭在贻一代人，再到张涌泉、王云路先后两位所长和众多年轻面孔，古籍所不断壮大，在楚辞学、敦煌学、职官科举制度、中古汉语研究和三礼经学等领域保持领先水平，培养了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诸多人才。

比如张涌泉的同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1984年进入古籍研究所跟随姜亮夫、郭在贻学习，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任教。

刘跃进等古籍所培养的校友，这次也赶回母校，为古籍所过40岁生日。

3、

历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古籍所在楚辞学、敦煌学、职官科举制度、中古汉语研究和三礼经学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在历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中都保持领先水平，培养了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诸多人才，不仅是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类研究实力最强的标杆学科之一，也成为了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敦煌学方面，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下，张涌泉继承了学脉，长期浸淫敦煌卷子，成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

在阅读敦煌文献的过程中，他又创新发展了近代汉字研究，第一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俗字学理论体系，《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等开创性著作站在了俗字研究的高峰。

张涌泉做的“敦煌文献缀合”工作，让破碎后分散的残片“破镜重圆”，是当代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王云路教授是郭在贻的第一届硕士生，后又跟随姜亮夫读博士，她在中古词汇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她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填补汉语史研究大段空缺的一块块基石”。“点心”为什么叫“点心”不叫“点腹”？为什么是“一双儿女”却不能说“一副儿女”？从词义产生的根源和流变，王云路探寻着汉字和汉语的DNA，寻找古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关系。

龚延明教授继承的是徐规的历史学研究。他和学生祖慧从零开始，通过检阅宋代史料文献，清理出宋代登科人名录。后又整理《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将人文社科研究从卡片时代推向数字化研究时代，为后人研究留下宝贵的资料库。

崔富章教授继承了老师姜亮夫在古典文献学、楚辞学、版本目录学方向的学问，陆续推出了《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书录解题》等，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规划项目“楚辞学研究丛书”。他的研究被称为“当世《楚辞》版本目录学之殿”。因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可以亲近《文澜阁四库全书》，他又对四库学深有研究。

束景南教授在复旦大学的导师是蒋天枢，蒋先生是陈寅恪的弟子，也是陈寅恪托付遗嘱的人。束景南以朱熹与理学为基点，延伸到对思想史的研究，著《朱熹年谱长编》《朱子大传》《阳明大传》《阳明佚文辑考编年》等成果。

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新一代古籍人手中，70后、80后学术骨干也不断取得优秀成果。

4、

古籍研究为何重要？

去年秋，意大利宇航员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太空看地球，借用了王羲之《兰亭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并翻译为意大利语、英语。

相隔1669年，远隔万里，让一个外国人引用，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保存在古籍中。

在古籍所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对古籍了解甚少，看不懂。大量古籍散落在纸堆中，湮没在库房里，少人问津，不用说整理保护研究，更不用说学习继承。这也是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背景。正是这份文件，成为中国众多古籍所发端的源头。

2022年，中央再次出台了古籍工作的文件——《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而今年浙江大学古籍所也迎来了“不惑之年”。

往小了说，古籍丰富着汉语的底蕴，让我们能感受汉语之美，明白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在哪儿；理解“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比李白原诗“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差在哪儿；对着大好河山可以感叹“秋水共长天一色”而非一句“哇，好看”。

往大了说，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从宋代雕版印刷的刻本到唐代的敦煌经卷，从明清的写本文献到秦汉的出土竹简……这是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

去年《典籍里的中国》大火，其中汉代伏生以命护书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秦末大乱，《尚书》仅存伏生藏的一部，为保护这部典籍，他的儿子与乱兵以命相搏而亡，妻子病重之际拒绝焚书取暖，死于荒野。到了汉初，他把《尚书》传了下来。

正因为有伏生这样不惜生命的人，众多古籍才流传至今，我们才能读到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到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读到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古籍研究者，传承的就是伏生的事业。

比如近年来浙大古籍所集全所之力整理出版的《中华礼藏》，是对中华传统礼学文化的致敬与继承。这项工作是为了保护和保存礼学文献典籍而作的一次抢救性搜集和整理，为更好地研究继承礼学文明提供基础和准备。

“我们常说，文化自信，自信从哪里来？其实自信的根基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我们知道原来的样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为什么这样，以后又会怎么发展。”在建所40周年庆典上，王云路说，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需要让后辈人了解，也需要我们代代相传，这就是研究古籍的作用，也许这个作用看不见摸不着，却值得我们有这样一批批学者“做深功夫”。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正是对浙大古籍人四十年如一日传承中华文化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去世之前，姜亮夫在小记事本上写下“最后最高要求”：“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独立研究古籍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坚苦卓绝的气概。”

薪尽火传，辉光日新。古籍所成为几代学人的精神家园，又在一代代学人的赓续中熠熠生辉。期待着新一代古籍人，为中华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培养、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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